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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对手。 从经济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其主导地位的对手。 从经济到军事、从科技到金融,美国主流政界在对华问题上的共识异常罕见地一致,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对中国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紧张氛围之下,一位来自哈佛的资深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却在多个国际场合发表了高度自信的观点——“美国已经控制住了中国的命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2025年,艾利森的立场悄然发生转变。在与中国高级外交官的会谈中,他不仅不再强调“锁喉”论,反而提出中美需要建立合作机制以规避冲突。 这一态度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国际格局变化与中美现实相互制约下的产物。

美国对华压制的核心逻辑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影响力不仅源于其在哈佛政界的资历,更因其“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广为流传。 他主张,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与既有强权的冲突不可避免,并以历史上16次大国更替为例,指出12次最终导致战争。 在这一理论支持下,艾利森坚信中国崛起势必引发与美国的正面冲突,并基于此提出美国拥有三大“战略锁链”足以封锁中国的关键发展动脉。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其清算系统是国际贸易的根基。中国企业一旦被纳入美国制裁清单,不仅美元交易受限,连国际结算渠道都可能中断。 在此机制下,艾利森认为美国可以随时通过“美元武器化”冻结中国企业的全球业务活动,就如对伊朗、俄罗斯那样。 自2019年美国将华为、中兴列入实体清单后,中美在半导体、高性能计算、生物科技等关键领域的技术脱钩迅速加剧。 通过联合荷兰的ASML、日本的东京电子,美国构建起一个严密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网络,使中国在7纳米以下芯片工艺上受制于人,极大延缓了中国高端制造的推进步伐。 艾利森指出,美国在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分别部署有大量兵力与设施,其中关岛、美属萨摩亚、夏威夷构成远程打击前沿,而日本与韩国的美军基地则形成人工制衡线。 美军第七舰队常年在南海、东海巡航,通过“航行自由”行动实质控制中国海上能源运输线,尤其是马六甲—南海—中国沿海的能源输入路径,成为“战略咽喉”。 在2023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艾利森强调:“极端关税或许会让位于市场规律,但美元、芯片和军事基地才是美国真正的底牌。” 正是这种建立在对华全面遏制基础上的战略信念,支撑了他一度对中国崛起不屑一顾的态度。

中国正在突破“锁链” 然而,理论的力量在现实面前并非不可撼动。尽管美国在金融、科技和军事方面具备结构性优势,但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加速崛起,正在动摇“三把锁”的根基。 特别是2024年以来,中国经济和产业链韧性的表现超出预期,打破了许多西方学者原有的认知框架。 金融领域,虽然人民币尚未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但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推动本币结算的步伐明显加快。2024年,中国与东盟、俄罗斯、中东国家签署多项本币互换协议,全球范围内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额首次突破10%。 同时,中国主导的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在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下提供了替代选项。 科技领域,中国“卡脖子”技术攻坚进入成果收割期。2024年中芯国际已成功量产7纳米芯片,并加快推进5纳米工艺研发。 长江存储、华虹半导体在存储芯片和功率器件方面取得突破,新能源汽车、光伏、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实现全球引领。 尤其在AI模型算法上,中国多家企业开发的基础大模型已超越GPT-3水平,在中文语境中具备显著优势。 军事领域,中国海军已建成全球最大规模舰队,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完成远洋试航,具备电磁弹射和固定翼舰载机操作能力;东风系列导弹在区域内形成强烈威慑态势,具备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 南海多座岛礁实现全天候部署与雷达网络覆盖,逐步压缩美国海军的“自由航行”空间。 此外,面对“能源锁链”,中国实施多元化进口政策,不再过度依赖中东石油,逐年提升从俄罗斯、非洲、南美的采购比例,并加快陆上通道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合作成为重要战略支撑。 同时,国产大飞机C919进入商用阶段,自主航天、深海勘探等高科技成果相继落地,标志着中国对外依赖度的结构性下降。

态度转变的根源 2025年6月,北京迎来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会谈。艾利森亲自访华,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闭门交流。 在这场被外界解读为“姿态转向”的接触中,艾利森不再强调美国的“三把锁”,而是提出建立“共存框架”的构想,并建议中美设立AI联合研究中心、重启高层军事热线,构建危机沟通机制,以避免战略误判。 这一转变的背后,是美国国内对过度脱钩战略的反思。数据显示,美国芯片企业高通、英伟达、博通等在中国市场的利润在2023年下降30%以上,而同期中国国产替代率则迅速上升。农产品出口也因中方转向巴西、阿根廷等地而遭受重创,传统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农业带州份怨声载道。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遭受美国“反倾销”政策的打压,尤其在光伏、锂电池等领域面临关税壁垒和市场封锁。 可以说,中美经济关系正在经历一种“共损”式脱钩,既不是你赢我输,也非你死我活,而是双方都在为错误的博弈付出代价。 正如艾利森在天津达沃斯论坛上所言:“中美关系已无法简单回到过去,但也不能走向彻底对抗,必须寻找新型合作范式。”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共存框架”,其个人立场的转变,正映射出中美战略博弈的新阶段——避免冲突、维持竞争、深化对话,成为各方现实考量下的唯一解法。

结语 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多极化、技术化、高度关联的新时代,大国之间的相处不再是零和博弈、霸权对抗能够解释的全部。 中国的发展已经从单纯的“追赶者”转变为有能力参与全球治理与制度重塑的重要力量,美国若仍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不仅难以维持现有优势,还会因错判形势而自损根基。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态度转变,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信号。他身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的倡导者,却亲口呼吁构建“共存框架”,说明连最坚信冲突不可避免的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大国之间的相处之道。 中美关系的走向,关系到世界和平的未来。 两国如果能够在分歧中找到合作的平衡点,就可能为21世纪塑造一个理性共存的新范式;但若继续被意识形态绑架、被短视利益驱动,则很可能坠入误判的深渊,带来全球性危机。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不应被忽视,而未来,必须由理性与智慧共同书写。